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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京大學宿白:此中無限興 考古可幼網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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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簡介:宿白,漢族,1922年8月出生,著名考古學傢、北京大學教授。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52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考古系任教。他是中國佛教考古和新中國考古教育的開創者,曾任北京大學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文化部國傢文物委員會委員等。作為歷史考古學的集大成者,在宗教考古、建築考古、印刷美國無接觸格鬥賽新聞考古和版本學等領域的造詣為學界所公認,著有《白沙宋墓》《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著作,2016年獲得首屆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

              不久前的8月,宿白先生度過瞭他的91歲生日。出生於戰亂頻仍、動蕩不安的時代,一生經歷瞭民初的軍閥割據、日軍占領時期的統治、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但先生的人生卻顯得波瀾不驚,或深入田野、或埋首書齋,始終在歷史考古研究和教學的天地裡,求學、治學、講學,心無旁騖,如癡如醉,成就瞭一位中國考古學界的“集大成者”和中國現代考古教育的大傢。先生的人生,恰如他所喜愛的藏族薩迦格言中的一段話:“山間的小溪總是吵鬧,浩瀚的大海從不喧囂。”

            宿白先生(2012年攝於藍旗營)

              傾心史學 投身考古

              宿白先生1922年出生於沈陽,“九•一八”事變時正在就讀小學四年級,少年時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和教育下度過。先生回憶:“日本教師在學校向學生傳授日語,我能對付過去就對付過去。在上中學期間,我逐漸對歷史、地理產生瞭興趣。說起來,這與日本人在東北推行的教育有關。在偽滿時期,這兩門課程就隻講東北,中國的歷史根本不講。他們越不講,我們越想知道。”這份對“祖國”的拳拳之情,是宿白先生對歷史萌發興趣的開始。

              1939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學,1940年入學。盡管因日軍侵華,北京大學的教學受到瞭很大影響,但仍盡力保持著過去的傳統。歷史課讓宿白感到新鮮、充實,“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這些知識都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北京大學以及當時從燕京大學轉到北大來的名師,為宿白開啟瞭歷史學的大門。畢業後,宿白先生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期間不僅專註歷史考古學,還涉獵瞭很多其他專業的課程。“馮承鈞先生教我們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我很有興趣。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中國的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在研究生階段,我還學過版本目錄,在哲學系聽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這些外系的課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宿白先生後來在魏晉考古、佛教考古、漢文佛教典籍目錄和雕版印刷方面都有所成就,與當時的博采眾學、兼收並蓄有著很大的關系。

            宿白先生全傢福

              抗戰勝利後,由於局勢的原因,宿白先生暫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恢復文科研究所後,當時的北大考古組主任向達在馮承鈞先生的推薦下,將宿白請到瞭考古組,先生過上瞭上午考古組、下午圖書館的生活,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才正式來到北大歷史系。由於考古學的特殊要求,1950年開始,宿白先生開始進行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直到暮年身體情況不允許時,才離開瞭田野。

              從上世紀40年代進入北大史學門,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瞭讓他始終興致盎然、矢志不渝的歷史考古事業。

              《白沙宋墓》:一種典范

              19午夜手機福利51年-1952年,河南禹縣白沙鎮準備修建水庫,考古工作者對庫區的古代遺址和墓葬進行瞭搶救性發掘,宿白先生主持瞭三座宋墓的發掘工作。白沙宋墓是北宋末年趙大翁及其傢屬的墓葬,是北宋末期流行於中原和北方地區的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中保存最好,結構最為復雜,內容最為豐富的一處。1954年,宿白先生撰寫的考古報告基本完成,同年文化部在北京舉辦“全國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覽會”上展出瞭白沙宋墓的壁畫摹本,公開瞭這個重大發現。

              在我國歷史考古學草創時期編年分期標準不明確、歷史現象及問題多不及深入討論的情況下,宿白一人承擔瞭發掘報告的編寫任務。其間正逢中國高等院校進行大規模院系調整,宿白先生從原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調整到新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學、行政和研究工作集於一身。先生不辭辛勞,排除紛擾,在1954年完成瞭白沙宋墓報告的編寫。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白沙宋墓》於1957年出版,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出版的考古報告之一,也是我國田野考古紀實的奠基之作。

            白沙宋墓

              盡管當時並無先例可循,宿白先生還是以十分明確的編寫體例,嚴格區分瞭報告主題正文和編寫者研究的界限。在正文之外,客觀描述墓葬情況的同時,加入瞭大量考證性註釋,這些註釋中所論證的對象,經過幾十年新的考古材料的驗證,證明幾乎都是正確的。《白沙宋墓》一書中的論述至今仍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成書近六十年來,《白沙宋墓》已經成為考古發掘報告的一種典范。而其中所體現出的先生的治學方法與風范也對後學產生瞭積極的影響。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的考古學傢徐蘋芳曾在《白沙宋墓》再版時寫道:“重讀《白沙宋墓》,使我體會最深、獲益最大的是對宿白先生治學方法的認識。宿先生治學方法的精髓是‘小處著手,大處著眼’。所謂‘小處著手’是指微觀,‘大處著眼’是指宏觀,也就是微觀和宏觀的有機結合。治學要從微觀做起,從搜集史料(包括考古學的和歷史文獻學的)、鑒別史料(史料的真偽和來源)、利用史料(指盡量利用第一手史料),並在最大程度上獲得接近於史實的完整史料,去粗取精,抓住歷史事物發展的規律,實事求是地研究和闡述與當時社會歷史有關的重大問題,這便是宏觀的研究。微觀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微觀研究做得愈細致愈紮實,宏觀的研究也就愈可靠愈接近史實。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做微觀研究很辛苦,要一絲不茍,求全求備,來不得半點馬虎,稍一放松便會有所失誤。做考古學的微觀研究,其基礎在田野考古上;歷史文獻對中國歷史考古學來說,與田野考古同等重要,不可偏廢。”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正是這樣一部“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實物”與“文獻”相結合的力作。

              從雲岡到龜茲——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

              1942年,正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宿白先生與同學一起,假期之間遊歷瞭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雲岡宏偉的北魏大佛給他留下瞭深刻的印象。

              正是從雲岡石窟開始,宿白先生開啟瞭石窟寺研究的學術之路。1947年,宿白先生參加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從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殘本《順天府志》中發現引自元末《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文中記錄瞭大同雲岡石窟的重修情況,是雲岡研究史上當時尚不為人知的文獻。宿白先生1951年寫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註》初稿,結合已有的考古成果,排列出雲岡第二階段洞窟開鑿的先後次序及第三階段終止的年代。又經長達五年的反復修訂,發表在1956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一經發表便引起瞭國內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者的廣泛註意,也成為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的發軔之作。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52級同學在雲岡石窟實習

              由於日本學者早在20世紀初便開始瞭對雲岡的考察和研究,20世紀30年代就已有多位學者發表瞭相關研究文章,並出版瞭雲岡石窟的圖錄。京都大學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1938-1945年間,利用八年的時間對雲岡石窟進行瞭全面的測量、調查和記錄,他們的研究成果《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元的考古學調查報告》共十六卷三少帥十二冊,卷帙浩繁,代表瞭當時日本學者研究雲岡石窟的最高水平。而宿白先生文獻與考古實際相結合做出的結論,對日本學者的雲岡分期方法提出瞭挑戰。

              1978年,宿白根據此前的成果,進一步寫成瞭《雲岡石窟分期試論》,發表在《考古學報》上。這一系列新的研究結論使日本學者再也按捺不住,1980—1981年,長廣敏雄先後在日本《東方學》雜志上發表《駁宿白氏的雲岡分期論》、在《佛教藝術》上發表《雲岡石窟之謎》,對宿白的研究進行瞭激烈的反駁,甚至質疑先生采用的文獻的真實性。1982年,宿白發表瞭《<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雲岡石窟的某些問題》,答復瞭日本學者的質疑,也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實性做出瞭論證。後又通過《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等文章,進一步闡釋瞭自己的觀點。這一系列的研究體現瞭宿白先生在石窟寺研究上的兩個重要特點,也反映瞭中國歷史考古學上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中國歷史考古學應如何對待歷史文獻,二是中國歷史考古學應如何運用“類型學”方法。

              1990年,長廣敏雄撰寫《中國石窟》一書《雲岡石窟(二)》(日文版)中《雲岡石窟第9、10雙窟的特征》,在其中一個“註”中終於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作為‘宿白說’,我現在承認這種分期論。”終於部分同意瞭宿白先生的觀點。對此,已故的考古學傢徐蘋芳先生有一番精彩的評價:“學術的發展和進步,與歷史的發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落花流水春去也’,長廣教授所代表的中國石窟寺研究的時代已經結束瞭,以宿白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歷史考古學傢所創立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已經建立。”宿白先生被公認為中國佛教考古的開創者。

            宿白先生(後排右一)美國式禁忌與翦伯贊、周一良、鄧廣銘、張政烺、蘇秉琦等在北京大學臨湖軒接待以原田淑人為團長的日本考古學協會中國視察團

              從雲岡出發,先生佛教考古調查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東至遼寧義縣萬佛堂,西至敦煌莫高窟、克孜爾石窟,南至大理石鐘山石窟,對國內主要石窟都作過測繪或部分測繪、記錄和研究,研究領域遍及石窟寺、佛教寺院和佛塔,寫下瞭《敦煌七講》、《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等煌煌巨著。

              考古之路常常充滿艱辛。位於新疆的克孜爾石窟是龜茲古國現存規模最大、時代最早的石窟寺,開鑿在克孜爾鎮東南明屋塔格山的懸崖上,宿白先生曾多次前往考察。1979年的一次田野調查中,先生還遭遇瞭一次危險。當時先生從兩座石窟之間的長方形小窟之間攀巖而過,因為年事已高,腳踩不穩,險些跌落懸崖下的溝底。先生回憶:“因為上瞭年紀,我沒能快速跨出右腳,借勢進窟,結果用左腳試著找落百度地圖腳點找瞭好多次,幸好最後還是平安跨過瞭。後來有人告訴我,當地文管所曾經有一位年輕同志,就在跨越這個地方的時候一腳踩空,不幸墜崖身亡。”田野考古中的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和危險,從未阻斷先生的腳步,耄耋之年還曾帶領學生到南京棲霞山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實習。

              篳路藍縷 開啟西藏考古之路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傳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註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區,無論自然景觀還是文化面貌,在中國的土地上都獨樹一幟、別具風情,神秘而迷人,始終吸引著世界的目光。近代意義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從歐洲人開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調查尋訪,搜羅瞭大量文物,也出版瞭相應的研究著作。盡管這些工作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在專業性、系統性和深度上都有相當的欠缺。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傢的統一,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文明進程、歷史記憶與文化遺產的關註,促使人們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對西藏自治區境內的文物古跡進行綜合性的調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經列入黨和國傢的宏觀文化規劃之中。

              1959年,中央文化部組織瞭專門的西藏文物調查工作組,入藏開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員。6月-11月間,文物調查組乘汽車從藏北進藏,途經藏北、拉薩、山南、日喀則等西藏大部分地區,行程數萬裡,時間近半年。宿白先生回憶,“我身體健康,沒什麼高原反應,吃住和行動都能適應。解放軍把寺廟的鑰匙給我們,用專車拉著我們到處跑,願意上哪兒就上哪兒,所以工作效率很高。”當時調查組成員每人一部照相機,宿白先生拿的是一臺“萊卡”機。調查期間大傢拍瞭大量照片。除瞭照相,每個人都做瞭大量筆記。宿白先生還用日記的形式記錄瞭調查全過程。當時,幾乎每調查一座寺院,先生都會繪制平面圖和立面草圖,保留瞭大量珍貴的圖像資料。關於這些草圖,在考古界還有一段傳聞:宿白先生當年在西藏調查瞭大量的寺廟和建築,條件有限,無法用尺子一一測量。雖是步量目測,卻“八九不離十”。據說後來有人用尺測量,發現確實相當精確。先生治學的嚴謹與田野調查的功力可見一斑。

              時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會的邀請,第二次入藏,十餘天的短期考察使他痛心地發現,當年考察過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毀。先生決心將兩次入藏搜集的資料重新進行整理,對藏傳佛教寺院進行考古學的研究。此時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為瞭更好地掌握和參考藏地文史資料,他在古稀之年開始瞭這門新領域的學習和研究,參考瞭大量漢文、藏文和外文資料。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在接受宿白先生贈書時發現,先生藏書中西藏歷史文物的一類,大約有260餘冊,幾乎涵蓋瞭2000年之前所有的漢文西藏政教歷史著作,都是為撰寫《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所輯聚的。先生自陳:“寫(《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的時間,實際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間,邊讀邊寫。”先生對待學術的嚴肅、性格的謙遜,在研究中表現出的驚人毅力,令人肅然起敬。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書影

              藏傳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當時幾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認識到,自西元7世紀中葉到上世紀50年代,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歷史,都在佛寺遺跡中有所反映。因此,對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義也就絕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歷史的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註意通過對於藏傳佛寺的研究,傳遞更深的歷史訊息。例如先生在對拉薩大招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進行剖析時,發現瞭11世紀中國內地鬥拱的典型樣式,從而推斷當時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經有內地工匠活動,這些內容在目前發現的任何文字資料中都沒有記載。

              經過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完成付梓。這部著作近30萬字,400頁,配有數百幅照片和線圖。先生用考古學方法把藏傳佛教54處寺院、89座建築進行瞭分期研究,並按時間順序畫瞭一張十分詳細的藏傳佛教寺院分期圖,創造性地提出瞭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並闡明瞭各時期演變的社會意義。書中的大量草圖和照片成為重建修復西藏著名佛跡的珍貴資料。此外,書中還記錄瞭甘肅、青海、內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兩地的藏傳佛教遺跡的少量資料,對於全面瞭解當時藏傳佛教的分佈有著重要意義。這部著作被譽為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

            西藏芒康的古鹽井

              宿白先生不僅在學術上,為西藏考古做出瞭歷史性的貢獻,還一直關註西藏的文物保護事業。2009年,已87歲高齡的宿白先生得知雲南德欽故水電站即將修建,工程可能導致西藏芒康鹽井鹽田被淹沒,一向關註中國文物保護事業、對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命筆給時任國傢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寫瞭一份情辭懇切的信,不僅表達瞭保護芒康鹽井鹽田的心願,還提出瞭寶貴的可行性建議。這封信引起瞭國傢文物局的高度重視,局長單霽翔親自帶領工作人員來到芒康進行實地調研,聽取當地藏族民眾和基層文物工作者的意見,最終使這處文物納入國傢保護計劃,避免瞭水電站工程的威脅。芒康,這座茶馬古道第一古鎮上的千年鹽田風景得以延續。

              講臺上的一甲子:新中國考古教育的開創者

              在宿白先生九秩華誕之際,故宮博物院前院長、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創始人之一張忠培這樣總結先生為中國考古教育做出的貢獻:“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一位主要創辦人,同時,他也是被譽為‘考古學的黃埔軍校’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的教學和主要教學管理人員。我國自50年代起參加考古、文物、博物館天狼影視網和大學教學工作的絕大多數考古專業人員,無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與間接的學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佈中國大陸,還分佈於境外的一些地區與國傢。宿白先生是中國大學考古學科教育的開山鼻祖,是中國考古學的傑出的教育傢。”

              宿白先生在考古學教學崗位奉獻的一甲子,為中國考古事業培養瞭無數優秀人才,可謂桃李滿園,一天星鬥。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主持過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臨安城和揚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發掘工作,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特別是北京舊城大聲疾呼的考古學傢徐蘋芳,是宿白先生最親密的學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術領域深有造詣,繼宿白先生後成為這一領域優秀代表的馬世長,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瞭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紀,被稱為“敦煌的女兒”的樊錦詩,也正是參加宿白先生的帶領的田野實習中,第一次來神印王座到莫高窟。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56級同學在雲岡實習

              曾有人這樣概括中國考古學教育的發展:“中國考古學的大學教育與中國的考古學學術研究發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國科學院成立瞭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學破天荒地開辦瞭考古專業。” 勇開風氣之先的北京大學,1922年即在國學門(後改名文科研究所)成立瞭以馬衡先生為主任的考古學研究室,外聘羅振玉、伯希和等為考古學通信導師。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議決定,考古專業從歷史系分出而獨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為第一任系主任,成為北大考古學系歷史上的又一裡程碑,先生也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瞭北大考古教育的發展。

            北京大學考古系建立後,宿白先生擔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1948年即開始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雖然於1992年退休,卻並未因此而遠離講壇,耄耋之年還在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開設課程,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田野實習。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為考古系的博士生開設瞭一門漢唐宋元考古課程,主要講述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聽過這門課的學生回憶:“宿先生講課極為認真,事前都寫好詳細的講稿,課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獻,即便是較大段落,也親自板書,供大傢抄錄。講起課來也很和藹。”宿白先生備課的認真,沒有親臨課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來,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瞭宿白先生未刊講稿,收入瞭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類手繪圖,先生對待教學的嚴謹認真、一絲不茍令人折服。

              宿白先生重視將文獻與實物相結合的學風也對學生產生瞭深刻的影響。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任教的秦大樹曾師從宿白先生,在教學中就深受宿白先生這一理念的影響:“宿白先生非常重視和善於在考古研究中運用古代文獻。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課程時,便要求學生‘聽歷史系的文獻課和斷代史課’,一是要‘瞭解歷史’,二是要‘學會怎麼收集和利用文獻’。”優良的學風,就這樣一代代得到傳承和發揚。

            宿白先生(右二)和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53級同學在洛陽實習

              宿白先生對待學生治學要求嚴格,批評從來直言不諱,曾經在給高年級學生開具必讀書目時,切中肯綮地指出“大學教育學科越分越細,學生文化素質明顯下降”,在讀書的深度與廣度及研究方法上提出嚴格的要求;先生對學生的成長又非常寬容,多有鼓勵之語,常勉勵從事考古的學子風物長宜放眼量,“應當把眼光放遠一點,我們首要的是學好本領。學習的方面要寬闊一些,因為你將來從事的考古工作復雜多樣。其次是做好迎接較辛苦但很有意義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準備。不要為暫時出現的出路問題而自找途觀煩惱”。 就在最近,宿白先生還寄語青年學生: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念書,工作以後有的是時間做。要珍惜做學生的時光和機會。

              2010年,先生將自己畢生的藏書捐獻給瞭北京大學圖書館,這批藏書以考古、文史為主,不乏稀有的線裝書、拓片,截至2010年底,已捐贈捐贈書刊11641冊、拓本135份。這篇贈書都是先生讀過、使用過、批點過並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學術人生密切相聯,是這位考古大傢一生學術工作的積累,伴隨和反映著中國考古學發展、涵蓋考古學的多個領域且比較系統完整,十分珍貴。2011年,經過各方的籌備和努力,宿白贈書室在北京大學圖書館311室正式向讀者開放,幾千冊珍貴的書籍在架供師生借閱。這是宿白先生留給北大的又一筆財富。

              宿白先生閑暇時喜歡治印,曾有一方印雲:“以壽補蹉跎”,先生的一生摯愛考古,潛心學術,著作等身,可謂從無荒廢蹉跎,但先生卻總是覺得時不我待,在鮐背之年,仍願繼續投身考古學的發展,興味不減。他至今仍堅持科研、讀書不輟,並始終親力親為。這是考古學的感召,是教書育人的魅力,也是先生一生為學、為師精神的折射。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彌高,常有媒體希望能采訪先生,先生總是婉拒,說“我隻是一個教員,一個北大的教員。”說到過往的酸甜苦辣也隻是一個詞——“不苦”。 當大傢祝賀先生獲得“蔡元培獎”時,先生非常謙遜地說:“我沒有做過什麼。”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將一直澤被後學,也匯入北大學風與師風的長流。